[14]霍布斯对利维坦的想象是基于集体中的个人将自身权利授予国家，所以，自然权利必定先于国家存在。

[21]这点将在正当法律程序部分详细阐述。[50]第二，关于何种规范可作为基本权利限制的依据的问题。

但在后来涉及英国的Sunday Times案中，欧洲人权法院改变了这一观念，认为不成文的普通法规则属于公约第10条表达自由中法律所规定(prescribed by law)之范围。如耶里内克(同耶利内克，不同中文版本著作译法不同)所述，德意志邦国在宪法中依照法国模式规定了公法权利的清单。[19] 参见[英]A.W.布拉德利、K.D.尤因：《宪法与行政法》(上)，程洁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76-177页。此外，对《人权宣言》第4条的理解还应注意几个问题。[79]但是，这一观点并未作为权威意见被采纳。

首先，law of the land在产生之初对法律的理解包括普通法和制定法两方面，甚至是普通法优先，并非为狭义的国会立法。《加拿大宪章》第1条规定以符合法律所规定(prescribed by law)，何种限制符合这一规定呢？首先，作为普通法系国家，制定法和普通法自然属于这一范围。这势必进一步引发各种充满争议的道德评价，危及司法的权威、公信和公正。

还有一种特殊情形：针对审判中遇到的复杂道德和法律问题，法官可通过自下而上的请示方式，获得上级法院甚至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在此背景下，为应对形形色色的道德压力，中国司法从传统审判型司法迈向了一种回应型司法，其运作依循自身特定的法理逻辑。《核心价值观指导意见》要求法官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种公共道德释法说理。其中，解释最为常见，主要被用于阐明如何具体运用法律。

可以说，无论是对于群体性民意道德压力，还是对于个体性道德压力，调解制度都能够得以运用。合法与合理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引发道德评价的重要原因。

因此，应理性看待和协调好调解与审判之间的关系，坚持能调则调、当判则判的原则，充分发挥调解对于回应社会道德争议问题的应有功用。修辞能够引起人们对某一立场的领悟和精神共鸣，使更多的人在对规范内容和案件处理结果具有不一致的理解的同时赞成某一法律命题。法律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法律的存在本身就是为了回应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该案确立的裁判要点被各级法院援引和参照两千余次，改变了以往按照受害人特殊体质参与度扣减责任的做法，统一了裁判尺度，解决了道德争议。

尤其是当法律的判断与民众的法感情拉开距离时，直接回应现实问题便彰显了我国司法的优越性。该案争议焦点在于，遗赠给第三者的遗嘱在法律上是否有效？主审法官考虑到民众对第三者身份具有道德谴责，如果判决第三者能够依法获得所遗赠的财产，则可能与民众的道德期待相悖，于是，其以维护社会公共道德为名，判决遗嘱无效。所谓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就是这个意思。最高人民法院在法办函〔2017〕181号文件中给出了消极的立场，认为职业打假已演化为商业模式，个别打假人利用惩罚性赔偿为自身牟利或借机对商家进行敲诈勒索，故而不支持这种以恶惩恶、饮鸩止渴的治理模式。

通过案例发挥人民法院应对复杂社会情势的功能，是当下司法治理的一种新型模式。除此之外，司法机关尤其是最高司法机关偶尔还会发挥政治职能和社会治理功能。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具体的裁判方法，主要是裁判者在解决问题时实际运用的思维和论证方式。在山东省济南市发生的北雁云依案中，围绕公民能否自由创设姓氏的法伦理争议，基层法院层层上报至最高人民法院。

中国独具特色的道德回应型审判在运行过程中要评估和谨慎对待潜在风险，高效、平稳地解决社会道德冲突。这种以道德思维来主导纠纷化解的做法，在本质上并不符合法治，同时，过度回应也会损害他人的权利。在涉及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的案件中，法官有时会考虑到孝道这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个别案件中，法官甚至还援引《孝经》断案。比如，家事法领域的很多规范就具有较高的道德关联性。于是，司法在回应道德议题时，极易被道德思维和道德话语支配。然而，司法活动不能脱离既有法律的拘束，法官不能直接适用社会的道德观念或伦理准则，否则，法律适用的泛道德化将落入‘道德司法或‘民粹司法的陷阱，使道德判断与法律评价纠缠不休。

第四，其将忠于法律理解为严格服从实在法律规则。网络民意有时是非理性的，其过于注重社会问题而忽略案件事实与法律适用。

有时候，个别问题虽涉及道德评价，且道德评价可能与法律评价存在冲突，但为了追求较好的道德效果，司法可能会选择优先考虑道德效果。一如文章开篇时所强调的，在所有可能的后果或法外因素中，道德后果或道德性因素具有较强的修辞性力量和敏感度，人们易于以此为由对裁判结果提出异议。

人们已不再简单地满足于通过司法裁断纠纷，而对司法的权威、公正、公信提出了更高要求。在长期经验积累的基础上，中国司法摸索出了司法解释、司法政策、调判结合机制、案例治理及道德说理等方式，它们能从不同角度回应形形色色的道德压力。

实际上，二审判决结果并未充分回应民众的呼声，导致法院进退两难。而批复则是对纵向请示或汇报问题的一种专门性回复。比较理想的情况是依法得出的裁判结果合情合理。闻声赶来的群众虽积极救助，但詹某最终溺水身亡。

此时，司法聚焦于对争议问题及其牵涉的一般社会问题进行回应。第二个层面的问题也很常见，一个司法结果严格依照法律被推理出来，但可能并不具有道德上的合理性。

由于道德压力表现为不同的类型，故回应和应对这些压力的制度也略有不同。在法规范实施的过程中，这些道德性因素得以彰显。

回应型司法聚焦于调整而非裁判，调整就是精心设计和及时修正那些为实现法律目的所需要的政策的过程。反过来，裁判的可接受性会给司法施加一种道德压力。

一旦个案议题进入公共视野，那么，司法活动的内容就不再只是单纯适用法律，还需要对社会公众的道德关切作出理性回应。一些论者认为，回应性既然是社会主义审判制度的优越元素，那么，在司法实践中，一旦出现可能引发民意关注或道德舆论的案件，法院就应尽可能积极回应群众关切。这部分道德修辞的内容对于裁判来说，有些冗余，即它并不是必要的，其实可有可无。由于自治型法为法律自身的正当性谋求了基础，因此，以这种具有自足性的法律为基础，一种形式法治得以建构，而规则在其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就一致性而论，各国法院均可通过制定或执行公共政策来回应包括道德问题在内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在本质上反映出一种后果主义法律思维方式。比如，关于救不救扶不扶等社会公众非常关切的问题，为了减轻救助者的后顾之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民法典》好人条款作出细化解释：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受害人依据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三条的规定请求受益人适当补偿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受害人所受损失和已获赔偿的情况、受益人受益的多少及其经济条件等因素确定受益人承担的补偿数额。

就第一层面而言，只要群众对司法后果不满意，哪怕该司法后果合法合理，其仍然会对裁判提出意见并表达自己的不满。法官的角色道德压力、其它法律机关对司法和法官施加的道德压力等，都可以独立成为一种道德压力类型。

人们之所以对裁判结果不满，是因为他们认为裁判结果在道德上不合理、难以接受。从回应的态度来看，司法回应应以被动回应为主、以主动回应为辅。